--初步建立起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体系，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完善市区两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调动区县政府发展经济和加强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向社会资本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市场，初步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深化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资金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资金投入方式、转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和政府对社会投资的调控方式，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实施代建制管理。顺利完成了市、区县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交通、规划、水务、国土行政管理体制。全面实施《
行政许可法》，本市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精简至84项，清理了行政性收费项目。加快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年度计划指标体系，将计划指标分成政府调控指标与预测指标两类，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基本建立了种类齐全、水平适宜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了社会稳定。城镇实施以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大额医疗互助、企业补充保险、特困人员医疗救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农村开始推行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和筹资方式。实施了来京务工人员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办法。初步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专项救助和社会互助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城乡符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人员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进一步完善。
“十五”时期，我市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北京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14.5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小康--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二、体制约束
当前，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5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北京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资源约束加剧、人口压力加大等突出矛盾；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仍存在着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背后都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根源，要想实现首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就必须找出约束其健康发展的体制难题加以破解，有的放矢地推进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不相适应。政府职能转变较慢，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仍然干预得过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政事不分、政府和中介组织不分的现象普遍存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界定还不十分清晰，严重影响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
所有制结构调整仍显缓慢，与进一步增强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活力不足。在部分已改制企业中，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难以实现股权多元化所应具有的优势和权力制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贷款融资难、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不对称、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和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
信用体系建设滞后、资源价格不合理，与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企业信用体系不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启动，社会信用资源亟待整合，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市场发展对信用服务的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的信用服务需求。公用事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机制还不完善。
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社会事业领域市场开放程度不够，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抑制了社会事业发展的活力和效率。社会事业缺乏分类管理，仍存在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仍比较突出，与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土地市场，城乡不能对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等，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严重阻碍着城乡之间资源和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有待形成更加有效的制度模式。农村养老仍以家庭为主，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体保障标准和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普遍。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三、全新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准确把握改革的新特点，打好改革攻坚战，为促进首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