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年龄限制之外，基本权行使能力应从基本权性质的不同加以区分：[45]①凡是涉及到人民生存及无须识别及决定自由为前提的基本权，如人性尊严与价值、生命权及人身不可侵犯保障等，均不须由年龄限制；②如该基本权之行使与私法行为能力相关联，或甚至是相结合时，则以民法行为能力年龄区分为基准，例如结社自由、职业自由及财产权保障等；③如该基本权与宗教、政治观或知识有关时，则分别论之，如参与政权有关则依宪法国民行使选举权之年龄为基准，如参与政党并由政党提名候选人。又如参与一般社团或宗教团体，如欲行使社员权利，则以民法行为能力之年龄区分为准；④该基本权与法定特定年龄有重大关联性，则依该法律之年龄限制，如结婚年龄及未成年人结婚之限制。
三、基本权利之责任能力基本权利之责任能力，基本权利主体是否得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法律地位或资格。由于基本权从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公权力（尤其是国家）而存在，因此除了享有服兵役、纳税等最低限度是国家得以存续的义务外，基本权主体不承担其它义务。于是，基本权责能力似乎成为空穴来风，几乎不为宪法学界所提及。然而，鉴于基本权具有第三者效力的不争事实，[46]私人之间亦可引发侵犯基本权的情形，这势必使得厘定如何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成为必要，基本权责能力必然凸现。
然而，如何正确认知基本权责能力，仍需从比较法上努力。在德国学者对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予以区分后，此后法学家对法律行为研讨更臻精致，认识到行为的法律效果有基于行为人意思而发生的，也有与行为人意思相背，而由法律直接确定的。于是又将原来的行为能力根据与此行为的区分相适应，演化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两个概念。[47]由于，近代法律已降的法律制度乃根植于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之上。而根据康德的思想，要使伦理上自由的主体——自然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人格，就应使其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不能由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律，是以否定个人的社会独立为条件的。于是乎近，对自然人赋予责任能力，使其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是个人主义法律制度完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8]
对于私法上责任能力的本质，学界存在分析。有学者将诸分歧归纳为五类，[49]但学界传统认为存在“民事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三种不同的主张。无论各种观点差异如何，但都是围绕着责任承担展开论证。其实，我国学界所使用的“责任能力”一词，是从德文(Zerschuldensf?higkeit)译介而来，它又可以被译为“过错能力”。[50]由于它最初被译为“责任能力”，故而学者便依其表面上的含义将其解释为“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资格”。这一理解有望文生义之嫌，已经偏离了大陆法系中传统的民事责任能力的本来含义。[51]由于学界长期将“过错能力”错误地等同于“责任能力”，因此，应将责任能力理解为自然人能否识别自己犯有过错的能力。
实际上，“过错能力”(Zerschuldensf?higkeit)是对行为能力的拘束和限制。因为，在权利主体具备了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后，其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能力进行必要的活动，然而此种意思必须不得已损害他人和不违背一般社会常理为界限，否则将受到制裁。正因如此，有学者将这种过错能力称之为“识别能力”，认为它是“行为人足以负担侵权行为法上之赔偿义务之识别能力”，它对行为人仅有极低的识别能力要求，“撇开法律不谈，在一般社会观念上，亦咸被认为所不容许之行为，凡有此辨识能力者，即应视为有责任能力。”[52]因此，识别能力决定着责任能力。责任能力制度是指自然人因不具备识别能力而不能产生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将免除责任的制度，它与过错责任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一项责任归责原则，以过错作为归责事由。而过错存在的主观生理、心理基础乃是自然人的“识别能力”。[53]识别能力是行为人存在过错的前提，无法辨识、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是不具备识别能力的，但是由其代理人对此具备过识别错能力，因而最终是由代理人来承担据此而产生的相应责任。只是在例外情形下，基于公平的考量，无过错者也应承当一定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