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私法上的权利能力是对罗马法人格制度的反动。在罗马法中，“人格”是指成为法律主体的人所应当具有的资格，具体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权利资格。只有同时享有具有这三种权利的人，才有完整的法律上的“人格”，才能成为法律主体，才能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和承担法律上的义务。由于古罗马对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家庭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其所处的法律地位也不同。因此，只有少数罗马市民才是法律主体。可以说，“人格”的概念根植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不平等制度的产物、是对人的挃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到来，根植于启蒙时代对人性的呼唤，人们日益渴望自由、平等且理性的人。古罗马时代实行人与人格分离做法，以及封建社会实行等级身份制度，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羁绊。于是乎，在法律上确认作为自然人法律地位象征的法律人格一律平等，废除以身份等级确定人的法律地位一种具体人格的封建法制，规定一切人不因性别、年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财产状况、职业及政治地位等，一律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一种抽象人格），并形成了近代民法“自由平等的人格”之基本模式，则表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9]从此，作为法律主体称谓的“人格”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权利能力”这种对对抽象人格界定。可以认为，权利能力是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伟大转变得技术手段。
权利能力概念蕴涵着深厚的自然法理念。德国学者弗卢梅则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先于法律制度所规定的、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概念，试图通过自然法的基础避免成文法的改变。[10]权利能力是一种法律上拟制而产生的分析工具，是不考虑法律主体的财产、地位、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而做出的高度抽象，旨在塑造独立、无差别的人，其背后是“在理性、意思方面强而智的人像”[11]。诚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因此，权利能力是以是否及何时拥有基本权利为核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人性尊严）的终极价值诉求。因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不可被剥夺与限制、更不得抛弃和转让。
享有权利意味着在法律上可得到或应得到某些东西。无行为能力人也应当被尊重和不受侵犯，他有权取得别人的给付，由此得到他应得的东西。[12]因为，幼儿、青少年或者因疾病而智力受损害或丧失的人，虽然不能充分认识其行为，但同样享有人的尊严，他们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13]
有人试图对权利能力的具体功能进行界定，并指出了权利能力的四项功能:①享有和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能力；②进入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权利能力；③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能力；④请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体的法律保护的权利。[14]
权利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开始于独立生命个体形成之时。至于如何判断独立生命个体形成之时，根据联邦德国第二次堕胎判决，人的生命从精卵结合那一刻便已形成。[15]也就是说，在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起即可认定“生命”的诞生，国家从此刻起便要义不容辞地对这个新“生命”履行保护义务。虽然权利能力与生俱来，但是众多基本权利只有待其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后方能行使，如政治权利、生育权等。尽管如此，生命健康权和人身不受侵犯以及人的尊严等权利是自始即可行使的。只是未出生的胎儿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如堕胎（涉及母亲的自决权（或生命、健康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两者间的冲突）、对胎儿造成的伤害（尤其是母亲）[16]，将如何对胎儿的进行救济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此外，虽然死亡即意味着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基本权能力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但在某些情形下，死亡人也可成为人性尊严或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主体[17]。因为，人性尊严与价值是基于人性而（Menschenlichkeit）存在，所以在人死亡后，人性尊严与价值仍不允许受侮辱。国家权力仍有义务在人死亡后去保障人性尊严与价值，由此可知，人性尊严与价值并不引人的死亡而终止。[18]例如某人临死前未经其同意，死亡后将其器官移植或对其尸体做医学上的试验，涉及到合宪性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至于对死亡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保护是否永不终止，则有不同见解，有认为保护之必要性会随着死亡者之回忆、时间流逝及不受侮辱之实益逐渐减少。[20]但死亡者在人性尊严与价值上作为基本权主体是永恒的，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主体性，只是尚待学理上予以深入探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