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沿袭罪刑相适应原则。无论是刑法总则中的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情节，还是分则中的刑罚档的设置与犯罪数额对应不同的刑罚，都是使罪与刑实现均衡的努力。但无论是康德的等量报应原则，还是贝卡利亚的罪刑均衡，都无法克服报应刑法论的深层次缺陷，因为惩罚已然之罪，并不能当然地起到矫治犯罪人、抵制再犯的作用。同时，由于注释刑法学的法条粗疏和释力局限，要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进行细化和定量，但目前尚缺乏改革量刑制度的条件。

　　3、侧重量刑经济性原则。

　　刑罚是最有效的惩罚犯罪的手段，但同时刑罚的适用也要保持必要性、有限性的原则。刑罚的任意扩张只能削弱刑罚的效果，使国家被动地投入更大的司法资源，因此学者与实务界开始关注量刑的经济性原则，讲求刑罚适用的效益与效果，一方面包括尽量少用刑罚，尽可能地使用刑罚替代措施，尽可能使用从轻、减轻处罚、免予处罚以及缓刑制度；另一方面，尽量使用轻刑，把握犯罪性质与行为、方法、手段，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年龄等，适度确定刑罚的轻重。

　　（五）新量刑原则的改革尝试

　　量刑的目的是改造犯罪人，预防犯罪，因此法院的量刑裁决不仅要以犯罪事实为根据，还应建立在其他与定罪无关的量刑信息和量刑情节基础上，但是目前的司法审判过程中，控辩审几方均围绕犯罪事实与情节进行评价，而缺乏对犯罪人量刑信息的关注与研究，导致量刑成为附属的司法裁量权，不能充分发挥量刑的规范与矫正作用。目前随着审判方式的不断规范化，在实现定罪科学的基础上，量刑的正义与程序也逐步走入公众关注的视野中。例如，“许霆案”，“悍马撞人案”，职务犯罪量刑失衡现象等都成为热议话题，量刑也亟待构建科学的体系。

　　1、量刑建议权的分配。量刑权一直是司法独立所强调的重要内容，法官享有独立的定罪和量刑权，但由于目前的司法审判偏重于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法官所能了解到的仅限于与犯罪事实相关的量刑情节、定罪情节，而对犯罪事实无关的量刑信息却缺乏知晓渠道，这势必影响刑罚的准确裁量，甚至造成罪刑失衡。一些学者提出，让检察官享有量刑的建议权[ix]，在实现控诉职能的同时，作出相对明确的量刑建议，使法院充分掌握量刑的要素，实现准确量刑。

　　2、量刑的独立性原则。近年来，全国法院在高达99%以上的刑事案件中都做出了有罪判决，可见，中国刑事审判的核心问题是量刑[x]。然而法官的量刑依据与定罪依据存在明显的差异，经过法庭调查确认有罪后，在缺乏诉权制约的情况下，量刑裁决存在着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可能，只有将量刑与定罪的程序分离开，使被害人参与到有罪后的刑罚裁量决策过程，才能充分保证罪与刑的充分均衡，实现实质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