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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人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争，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谁对谁错，也并不在于 哪个好哪个不好，而在于提出了基于人性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智慧可以造就伟业 ，但它同样会导致衰败。一人之治有灵活性，但灵活又可能导致暴虐。我们说，君主 制实行法治，僭主制按主观任性来统治，但是，政治的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上，我 们无法知道也无法左右他该去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在这个意义上，早期社会的人 治和法治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肯定性结论的判断，它既可以是“是”也可以是“ 非”，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这不同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法治” 与“专制”的区分，因为古希腊的“人治”和“法治”既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也可 以通过一个人来实现。正如同洛克所言，只要权力不是用于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 产，而用于其他的目的，“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 暴政”。 因此雅典也有三十个暴君，罗马也有十大执政。柏拉图的人治并不对等于 洛克的“暴政”，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也不等同于洛克的“法治”。这也正是我们经 常说的，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之争是早期社会“统治术”的争论，而西方近代专制与 法治之争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争论。如果要比较的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倒 是与中国先秦儒法两家人治与法治争论有着相似之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儒 家思想与“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的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人治和法 治的第一次较量。秦始皇依法家学说一统天下，汉武帝依儒学造就了汉文明，秦与汉 一起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时代。儒法融合再加上道与释，“人治”和“法治” 实际上成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和君王南面之术。我们不能够得出价值 上评判上的对错，我们不能够说儒之“德”、“仁”和“礼”不好，也不能够说法之 “刑”、“术”和“势”不好，一个传统的崇拜者会说他们都好，一个反传统者会说 他们都不好。
也许，对于医生看病用教科书还是用经验的比喻，我们不能够判断，我们只能够 描述，这里，韦伯统治类型分类的理论是有参考价值的。依据个人的权威、个人的魅 力或者理性的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统治类型：传统型统治、 个人魅力型统治和理法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与个人魅力型统治都是建立在以个人权 威的信仰与服从的基础之上，换言之，都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许 多差别，前者服从的是传统和习俗，后者服从的是特殊的秉赋与神性。在传统型统治 下，统治不是凭借法律，而是传统习惯，政治的统治并不遵循一定的章程。随着官僚 政治的出现，传统型统治发展到其高级阶段，并逐步走向世袭制度。在这一过程中， 法治并没有得到发展，所得到发展的只不过是更高形式的专制。 个人魅力型统治基 于人格特征，他们被认为是具有超凡的力量与品质。个人魅力型人物及其追随者相信 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主要、最强大、最权威及最神秘的力量保持 联系。在韦伯那里，先知、救世主、英雄、领袖都属于这类，佛陀、耶稣、穆罕默德 、梭伦、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是其典型的代表。当社会发生危机，处在失范状态 时，这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现代西方法治社会在韦伯那里则 是理法型统治的典型。法律以理性为价值取向，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法律是抽象的 和非个人的，政治统治以法律为准绳，人们只服从那些非个人的制度。 形式理性法 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个人的情感也被完全忽视，世界变得呆滞和单调 。如 果我们假定韦伯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如果以此反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那么 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之“人治”与亚里士多德反对之“人治”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柏 拉图的人治实际上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他理想的哲学王是集“智慧”和“权力” 为一身的天才，而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传统型统治”，他否定的人治是政治权力掌 握在一人手里的君主或者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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