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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他的《政治家》篇，他的这个理想也没有消失，只是因为年岁渐长和政 治生活的失败，加上他对政治的不减热情，他的思想开始从理想转到了现实。在《政 治家》里，他区分了智者和政治家，有了著名的“实用技艺”和“纯粹智力的技艺” 区分 。他以为，政治家也好，工匠也好，他们都是从事技艺的人，不同的是政治家 是从事智力技艺的人，“政治家不象饲养一头牛的牛倌或照料一匹马的马夫，……他 更相似于照看牛群或马群的人”。 政治家就象是一个编织工，他的工作就是对他的 臣民进行管理，把国家编织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按照他的设计，勇敢的、刚毅品质的 人们是这张编织产品的经线，节制的、温顺品质的人们是纬线 ，把相对品质的人结 合起来编织在一起，“一切织物中最壮丽和最美好的织物就完美完成了” ，一个幸 福之国就产生了。
在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上，他仍然相信智慧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形式。他说，“法 律的制定属于王权的专门技艺，但是最好的状况不是法律当权，而是一个明智而赋有 国王本性的人作为统治者。” 究其原因，首先，法律永远是适用于所有的时间和所 有地点的规则，而每个人的情况则是千差万别的；其次，制定法永远是具有固定不变 性，而人类生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既然法律不能达到最理想的公正， 那么，到底为什么还一定要制定法律呢？” 在这里，柏拉图提出了小标题中医生看 病的比喻，医生是按照教科书看病呢？还是按照他的经验看病呢？如果他是一个法治 论者，他就必定按照原药方给病人吃药，因为他遵循既定的规则；如果他是一个人治 论者，他就改用他方，因为他按照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安排。比较而言，后者还是 比前者好，因为一个合格的医生不是依照医学教科书给病人看病，而是按照他的经验 给病人治病。柏拉图说，一个法律的制定者“为民众制定了关于公正与不公正、光荣 与耻辱、有益与有害的成文或不成文法律，却又不被允许发布与这些法律相歧离的其 他法律” ，那就太荒谬了。
只是他不再一味地鼓吹哲学王，不再一味地讽刺挖苦法律。在他看来，君主政体 与僭君政体的区分，贵族政体或者寡头政体的分别，在于他们之间是否“有法律统治 与无法律统治” 。有法律的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无法律的僭主制是最坏的统 治形式；富人模仿法律而统治，是贵族制，当他们无视法律的时候，就是寡头制。 智慧的统治优于法律的统治，但是比较起无智慧的统治来说，制定法或者成文规则又 是“次好的办法”。
按照这个思路，于是就有了柏拉图晚年的《法律篇》，对于人的统治和法律的统 治有了细微的差距，理想的智慧的统治外化为智慧的法律的统治，也正是在这个基础 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另外的一种理论，这就是“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亚里士多德 对柏拉图人治的批评也是成为西方历史上早期的人治与法治之争。他认为人治论者的 理由在紧要关头人的灵活性优于法的稳定性，如同埃及的医师一般依成法处方，但如 果到第四日仍不见疗效，他就可以改变药剂。但是，一个人的智慧终归难以抵挡众人 的智慧，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酒席，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 少则易朽，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医师自身患 病时常请别的医师为其诊断，体育教师自己锻炼时也常求教于别的体育教师，目的是 防止自己受到情绪的影响，对自己的疾病作出错误判断，所以请助中立无偏私的名家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法律的统治是神祗和理智的统治，一个人的统治是在政治中 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贤良也难免热忱，这就会在执政时引起 偏向，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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