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正义是对利和害的一种功利计算”，“正义之人不是心甘情愿去行善，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正义观有时被称之为最早的功利主义正义观。 斯宾诺莎 说，人性的一条普遍的规律是“人人是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休 谟则把功利视为人类的社会本能 ，贝卡里亚“如果人生的善与恶可以用一种数学方 式来表达的话，那么良好的立法就是引导人们获得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艺术” 。 边沁则要把这种“数学计算的精确性、清晰性和肯定性”入道德领域， 从而创立了 完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将这一学说运用于法学之中。后来庞德“最大多数人最大利 益”原则，经济分析法学“成本—效益”的代数公式，无不受到这种功利数学计算的 影响，我们可以认为，法律中的功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法律的主导原则之一，它在法 律思想史中的地位不亚于公平正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在这里，古各斯的宝石戒指使 正义归于虚空。
二、医生的教科书与他的经验
有这样一个外科医生，他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离开他的病人，于是他把他的药 方和指示写下来，给病人自己服用。现在假定医生提前回来，或者由于神祗的作用， 或者由于风的作用，或者由于其他意想不到的原因，病人的病情发生了变化，或者有 更好的方法来治疗他病人的疾病，那么，这个医生仍然实施他原来的药方呢？还是根 据发生变化了的情况给病人吃新药呢？
通过这个比喻，柏拉图提出了他“人治”与“法治”的理论。应该说，终其一生 ，柏拉图都追求一种哲学王的统治形式，也就是人治。这如同一个医生给人看病，他 是依靠自己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呢？还是按照医学教科书给病人看病？教科书是死的教 条，而人的经验浓缩了人的智慧，一个好的医生不会从教科书上抄药方来给病人医病 。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崇尚一种王制，或称贤人政治，或称“哲学王”的统治 ，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治。他经典的说法是：“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 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 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禄禄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 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研究哲学和政治 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至于其余的人只适合于追随领导者。
只有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他不会被千言万别的事物多样性弄得迷 失了方向。哲学家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 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看到了群众的疯狂，但他保持沉默，就象一个在暴风 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之事，而自己终生不沾上 不正义的罪恶。“哲学如果能达到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 ，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人事。” 应该说，追求一种哲学王 的政治理想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写了《理想国》，在实践上，他曾试 图一位暴君改造成一个哲学王。在实践上他没有成功，但在理论上留下了“哲学王” 的政治统治方式。哲学王统治的核心是把“哲学家的智慧”和“国王的权力”结合起 来，也就是智慧地统治。
柏拉图认为，智慧是至高，凭着智慧一个国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如果国王有了 智慧，那么他有没有其他治国良法则无关大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理想国》里 ，法律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受到柏拉图讥笑。他说：“把这些规矩订成法律，我认为 是愚蠢的。因为，仅仅订成条款写在纸上，这种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会持久 的。” 柏拉图设问，关于商务、市场交易和手工工人契约，关于侮辱和伤害的诉讼 ，关于民事案件的起诉和陪审员的遴选，关于市场和海港征服的赋税，是不是都要订 成法律呢？他回答是：“对于优秀的人，把这么许多的法律条文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 的。需要什么规则，大多数他们自己会容易发现的。” 否则的话，他们将永无止境 地从事制订这类繁琐的法律，并为使它们达到完善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修改这种法律 。他指出，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在政治秩序好的国家，真正的立法家不 应把力气花在法律和
宪法方面，因为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
宪法是无济于 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
宪法又是不太重要的。
